怀念印公导师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厚宗法师

对我而言,民国五十五年是我最重要的一年,因为我在福严精舍出家了!我来自於竹南乡下,只有小学毕业,自认接受的教育不足,福德因缘不够,当年连「和尚」的概念都不清楚,怎麽会出家而又在有名的福严精舍出家呢?佛说诸法因缘生,印公上人也常说因缘不可思议,这话是不错的!我就凭着前生的些微善根因缘而在少年时出家的。

我的出家应该感恩家姊宗慧法师的成就与帮助。她在新竹的法王寺依达能尼师出家,但後来长住於与该寺有法脉关系的青草湖灵隐寺,大都是负责知客或大寮的职事,忠厚诚实,任怨任劳。当时该寺办有佛学院,时常请法师讲经或开示,家姊也随众听闻开示,因此认识印公、续明、演培等诸大法师,很自然的她认为当「法师」很有尊严。正当家父於五十四年往生後,她就在隔年趁机说服家母,然後带我到福严精舍,希望我依印公导师出家。

当年五月十五日我住进福严精舍,家姊把我交给师兄厚基法师教导。当天正是台湾佛教同仁集於台北慧日讲堂,为已於四月廿六日在印度加尔各答圆寂的续明法师举行追思法会,在下午送灵骨来新竹福严精舍的日子,整天全山似乎都是人与车,可见其死後的哀荣。法会当天匆匆拜见导师,现在只存有高高瘦瘦的身影,其它的印象都没有。在精舍住了一段时间,随缘听闻几位法师讲课,然後我表示愿意出家,出家前,导师大概说:我有一位师弟住在新加坡,托我为他收一位徒弟,而拜他拜我做师父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後来我受具足戒的戒牒上,写了印公导师与印实上人二人。但知道实况的人不多,而我认为「师父引入门,修行在各人」,也很少向别人明说,并且称呼印公为「导师」至今。

五十六年至六十六年间住慧日讲堂,其间服兵役两年,为了充实世间知识以备将来有能力自修与弘法,所以顺便就读夜间部的初中与高中。导师慈悲的提供全部的学费;後来又听说是印实上人支付部份,不知真相如何?但从中得知与体会到导师对师弟的亲切照顾已不分彼此了!而我始终得到两位上人的护念则是事实,至今回忆往事,感觉道义与道情仍然滋润在心头,永难忘怀。六十年导师因为小肠栓塞,上不能饮食,下不能大小便,在台北宏恩医院连续开了两次刀,在第二次开刀时,住持真华法师认为病情危急,所以倡议与领导僧俗二众弟子集合於慧日讲堂大殿,虔诚念诵圣号,祈求导师渡过难关。手术後的第四天通气,恢复了上下的通畅,从此一通百通,人添欣悦,使我们有更多亲近与请教导师的机会。

导师在五十五年至五十六年秋之间,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对面山上的报恩小筑,接受宏德居士的供养,在增订本《平凡的一生》第廿四章「有缘的善女人」中有所说明。托导师的福,我在六十九年至七十一年的足足两年,也住到报恩小筑静修,共住的还有净明法师等人,那时黄太太已移居美国,寺务先後委托厚基与会钦法师管理,只在回台时上山看看而已!住山期间,因菲律宾刘梅生居士(出家後法名觉生)的介绍,到嘉义的半天岩与高雄市的弥陀院讲「成佛之道」,大约半年後就移居新加坡了!我第一次开讲的是「成佛之道」,初住进福严精舍时,厚基法师就叫我背诵本书的偈颂。移居新加坡创立慧严佛学会,以弘法为主,亦依《成佛之道》所开示的道次深浅,编成初级、中级与高级三学年的佛学班课程。

为了教学方便,我曾做本书的科判,本书真是与我有缘,是我入道、修行与弘法的最佳指南;依此而阅藏与读导师的其它佛法着作,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在移居新加坡之前,我居住於福严精舍、慧日讲堂、报恩小筑等,大都是与导师相关的道场为主,始终承受导师的恩德,即使到现在还如此。六十六年曾到大岗山谛观兰若住了一年,也间接与导师有关,主人悟生法师是我住福严精舍当沙弥时的同参道友,他至今仍然真心诚意地恭敬与赞叹导师,其上人常觉老法师在那时候教过我《摄大乘论》,我因年少学识不足,当然听课消化不良,只凭生吞硬记而已!更不知《摄大乘论》在唯识学的重要性了!似乎听完所知依与所知相二章,我就因别的事而离开精舍了!在导师的生前与死後都受到很多人的批判与赞叹,都各自以为有所依据。批判的人其实不外宗派的意识与感情作怪,不然就是没有通读导师的主要佛法着作而起的激情反应,依我看,都失之中道;因为对於佛教与众生,导师有「不忍圣教衰,不忍众生苦」的悲愿,不是学者而已!对於修学佛法,导师有「先得法住智,後得涅盘智」以及慈悲与空慧的统一的观念,不是食古不化的迷妄行者而已!在赞叹方面,很多人不易中肯与亲切,加上赞扬者个人的某些因素,这就难免引起别人对导师的误解,但实际上二者不尽相同。在很多被认为亲近导师最早或较了解导师的人当中,就我知道福严精舍早期的一些法师中,我想常老是其中之一了!其他的人因为没有来往就不清楚了!

七十一年我正式移居新加坡,住在印实上人住持的福泉寺,这是传统的寺院,以佛事为主,与我台湾居住的环境完全不同。在此之前,七十五年与七十八年曾来过两次,只做短暂的停留,虽然那时暗中对两位上人完全不同的风格,感到不解与惊讶,但我有好奇的个性,何况我想或许可以寄居经忏道场讲经说法吧!另外,印实上人发心想在天福宫的左边举办「南洋佛学院」,请演公主持其事,要我前去帮忙,聘书明写不必做佛事,所以我去了!上人实际上对我很慈悲的,但佛事忙,需要人手,他总是忘记聘书所写的内容,希望我帮忙,并几次强迫中奖。我有先天性的贫血,精神时常不太好,何况理想与兴趣都在於弘法,帮忙几次尚可,长久下去就与愿相违,因此不能配合上人的意愿。加上我在七十四年正式创立慧严佛学会,以弘法与培养人才为主,全心全意推展会务,不参加也没空参加当地教界的活动,是非逐日增多,在僧界之间传播,事实上我也十分苦恼与困扰,决心以事实的效益来证明一切,以弘法的成绩去消除是非。今天本会每星期近约壹仟人次前来参加活动,足以说明是非的无聊,从此经验到佛法的理想与现实道场的生活差距颇大,要取得平衡点很难,凡我同志均需努力!是非在新加坡流传,传到台湾,导师也早已耳闻了!但似乎没有反应。八十年的某一天,我在离乡九年後第一次回台湾,到屏东的法云精舍拜见导师,老人家没有责问,闲谈间只充满着长者的仁慈与关怀,约略地知道我在新加坡的行事,并知悉我的顽固。隔日早上喝茶时,弟子们(大约五位)无意间闲聊到善导寺事件,突然间老人家微笑而平淡地问我:了解「不计年复年,且度日又日,圣道耀东南,静对万籁寂」的意思吗?(《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》之序文),我回答:「怎样」?然後略释其中的「别意」,竟然藏着导师当年被害的公案,此时阳光照耀,空气新鲜,当我亲闻这段近代佛教史上最污秽的史实时,感觉晨光更加刺眼了!但导师既然在传记中没有明说,表现最高的风度,我们也愿意学习这种典型,养成六和敬的风气。

「南洋佛学院」当然办不成,以当时即使现在的条件来说,除了师资、学生的来源外,资金及办理宗教签证等都是大问题,在新加坡办佛学院实在不易。所以在七十四年创立慧严佛学会举办佛学班为主,只需每星期晚上上课一次,每次两小时,修读三学年结业。课程内容依据导师的开示而编成,效果不错。

八十四年二月初八日,导师以九十高龄重来新加坡,住宝光佛堂,居间曾来慧严佛学会与慧严精舍普照。八十五年八月,印公再来新加坡住约两个月;大约有半个月住在慧严精舍。增订本《平凡的一生》的第卅二章旧地重游说:「去年来星,好多位善友,一再劝我常住星加坡……我觉得年纪这麽大,病又多,是很难适应的」。除了演公外,我是劝说者的其中一位,终於导师被我们说动,有意留下,拟住慧严精舍。我草定了一份聘书,准备向政府申请批准,导师曾详细看了聘书的内容,其中写着:聘请印公为「慧严佛学会导师」,明圣法师为秘书。几天後,广范法师看到我,拉着我到一旁高兴的说:「导师要住慧严精舍,你要好好供养」。我说:「当然」。但到了九月卅日,演公突然间因心肌梗塞而去世,十月初一早上,我随侍导师去瞻仰遗容,从此原先的计画都改变了!导师说:「十五日,我回到台湾。虽然还有人希望我再去,但这是不可能的了」!

八十八年十二月,我回台湾接香山寺住持,创办与新加坡类似的慧严佛学班。宗慧法师於八十五年五月往生,导师题「亲觐弥陀」挽之。九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早上十点左右,导师坐在轮椅上与一行人莅临香山寺普照,我只一个人,所以没有敲钟打鼓接驾,有的只有感激与感恩,宗慧法师一生敬仰导师,此时她已往生八年了,假如她知道导师来普照她一手辛苦建设的香山寺,一定无比的高兴。

九十四年六月四日上午十点七分,一颗佛门巨星在花莲殒落,一个在「冰雪大地撒种的痴汉」圆寂了!他就是印公导师,享年101岁。老人告诉我:他只是暂时的告别「人间佛教」的道场,因为他「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,为人间的正觉之音而献身」。平时我们都沐浴在上人的慈光中,分享着印公的智光,所以在六月十一日早上的追思赞颂会上,我代表众弟子说:「今後,我们除了继续遵佛遗教修行外,决定秉承老人家的遗志,努力弘扬与实践中道正见,契理又契机的人间佛教,藉此报答四恩,达到正法久住的目标」。在当天下午,移灵狮头山劝化堂举行荼毘。过後我只取得少分碎骨,分供於香山寺及新加坡的慧严佛学会,希望後人记住这位建设「人间佛教」的大师。其实,为了复兴佛教,我们应该注重导师的法身舍利。荼毘大典时,狮头山上天气闷热,人海一片,正是盛夏的季节,但我想春天还会远吗?然而人间一别,人生的因缘际会,有如无限空中交叉的一点,可遇不可求,於是我隐然存有「别後须相见,浮云是我身」的淡淡伤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