慧严佛学会成立的缘起

文：编辑委员会撰写

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，中国南方大批移民涌入新加坡，在此同时，中国南方的出家人也随着这股移民浪潮来到新加坡，经多方面的发展后，新加坡的寺院之多，可说是“两巷一庵、一街三寺”之况。最终，形成了属于大乘佛教系中的闽派及粤派两大派系，而所属的宗派大体上是净土宗及禅宗。

50年代后期，中国大陆因反宗教、反迷信浪潮席卷整个中国，新加坡佛教自然受到台湾佛教的影响，两地的出家人来往特别密切，不少台湾出家人受邀到新加坡讲经说法、当住持。1980年我国人口普查统计，佛教徒共有52万9140人 ，占总人口的26.7%。事实上，早年新加坡人对佛教徒的分辨并不十分明确，历史学家颜清湟教授在《新马华人社会史》中，就曾这样写道：“探讨新马华人社会的形成，如果不提及宗教生活，那是不完整的。当时的中国移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，在新的土地上需要宗教信仰。由于前途未卜及航海中的危险是无法预料的，宗教信仰便成为他们在精神生活中的最重要部分。

针对当时人民的信仰需求，颜清湟教授作出这样的看法，他指出，绝大多数中国人信奉佛教，移民们便按照佛教的习俗在寺庙中烧香焚纸，祭祀神灵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，这些神明用具的大量进口，为早期新加坡存在佛教习俗提供了证据。十九世纪后半叶海峡殖民地神香和纸钱的消费快速地增长，就清楚地说明了华族社会崇信佛教。

早年的华人对佛教的认识不深，受到风俗习惯的左右，因而在信仰上出了偏差，特别是神佛不分的世俗观念，因而有了“神庙兼会馆”的复合雏形，最终演变成宗乡会馆或附属庙宇。

1958年新加坡宪制政府首席部长林有福，曾计划实施宗教及伦理教育，以提高道德观念，经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“选择佛教课程者居多。

佛教是最受欢迎宗教课

直到1980年初，政府积极推广儒家教育时，再次提出加入宗教课程的看法，于是，教育部把我国主要的宗教列入宗教课程1中，在1984年，教育部把宗教课列为中三学生的必修，为期两年的宗教课也是学校必考的科目之一，最受欢迎的竟然是佛学。

1982年，厚宗上人的师父印实老和尚租借直落亚逸街，属于福建会馆的天福宫右侧，发心想办南洋佛学院，聘请演培长老当院长，上人由此机缘受聘协助教务，即于当年8月27日第三次南来新加坡，除了1999年12月到2007年底整整8年，回去台湾新竹香山寺处理寺务以外，其他时间一直都住在新加坡至今。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因素，譬如当时我国的所谓佛教徒几乎都不了解真正的佛法，自然谈不上正信佛教了！大部分人依然存着一般传统的世俗观念，以为到寺院礼佛、烧香求保佑就是佛教徒，根本就不知道佛法或佛学是怎么一回事？在因缘不具足下，佛学院未能办成，但却由此因缘让上人萌起有必要在我国开办佛学教育的想法，兴起弘法利生的宏愿，以此教育信众认清邪正，了解佛法，正信佛教，以求解脱生死，离苦得乐。于是，上人在位于光明山附近，其恩师的福泉寺住下，准备独自展开一项艰难而有意义的弘法与普及佛学教育的工作。

开展佛学教育是一项长久而不容易的工作，上人认为在尚未有具体的教学方案或办法之前，有必要先与信众结善缘，也是为了尽早实现让信众了解佛法在人生中的重要性。1982年及1983年间，上人先后接受新加坡女子佛学院、居士林、青年弘法团、宝光佛堂、知归佛社等道场的邀请讲经说法，还举办过一期约三个月的静坐班。到处讲经虽好，但总觉得不如系统化及全面化的讲授佛法，所以上人决定尝试在福泉寺开办佛学班。首届华文佛学班成立经过两年的讲经结缘后，在1984年3月18日星期天上午，这是令人难忘的春天季节，也是本地佛教充满希望的日子。在一些热心的年轻佛教徒的发心护法下，上人通过简单的入学测试，正式录取了20位有心修学佛法的学生，平均年龄大约30岁左右，成立了华文佛学班，后来被改称为第一届慧严华文佛学班，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，以针对在家信众为对象而开办佛学教育的先河。万事起头难，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尝试，因而无论是上课方式，或是课程内容，都在摸索中。但原则上，佛学班的课程内容，是以印顺导师的著作《成佛之道》作为主要教本，然后依据其次第，增加相关的经典与近代大德的作品而编成。所幸的是，参加本届佛学班的学生，学习情绪十分高昂，态度普遍积极，这可以从一些表现看出来；如准时上课，用心聆听，还组成小组讨论，每周写读书报告，集体研讨等。

第一届慧严华文佛学班于1986年3月18日结业，共计修学两年。当时，华文佛学班的学习环境并不理想，福泉寺的环境十分简陋，而且是以传统的做功德佛事为主，不是为了开办佛学教育而设立的寺院。学生们只能在厨房左旁的一间铁皮屋上课，后面隔间还放置
了上下多排的骨灰瓮，上课时还会经常受到“功德佛事”的念经、敲打法器的声音影响，有点吵闹也很热闹。虽然如此，学生们修学佛法的热忱丝毫不减，很少怨言，加上只有这班佛学班，师生交流相对的容易，所以感情上也就显得比一般人亲近了。

1984年，上人为考虑到无缘上佛学班，但却又想学佛的人，决定减少对外弘法的活动，开始定于每星期六晚上在福泉寺讲印顺导师的著作《佛法概论》；但是经常受到做功德佛事的关系，因此讲经活动偶然会暂停，在这样的状况下弘法并不理想，经几番考虑后，因此借用亚历山大路的清德寺讲经，等到1985年12月本会正式成立，才搬回本会所租的劳明达街的百泉大厦继续讲经。这样定在每星期六晚上的佛经讲座，以后形成本会定型的弘法活动。当时，除了演培长老等少数人讲经说法外，以讲经弘法为主的法师或居士并不多，可能是这种原因，所以那时每星期六的佛经讲座竟然吸引近一百位的听众。《佛法概论》大约讲了两年，而且很多听众几乎全程参加，可说是反应热烈，这无形中增强上人对于举办佛学教育的信心。

奠定有系统的佛学课程

因为对于推广佛学教育充满着信心，在1984年8月，上人又开办了第二届华文佛学班，报名求学的信徒约略增加，大概30位左右；同时为了强化佛学基础与凝聚佛教徒的力量，也开办了第一届华文启蒙佛学班；以这样的教学制度，奠定了渐进式又有系统的佛学课程。因为福泉寺空间有限，又时常受到“做佛事”的影响，所以第二届华文佛学班在每星期三晚上，借用牛车水的观音救苦会的图书馆上课，而每星期天下午的启蒙佛学班，仍然在福泉寺与第一届慧严华文佛学班共用教室上课，若有佛事则改在福泉寺大殿上阁楼的小型图书馆教学。有弘法兴教的理想，但教学的场地却有限，只能以时间换取空间，借助别的地方教学，这难免引起一些是非及人为上的不愉快。自己的苦恼不值得一提，倒是委屈了学生，还好他们不但没有退失求学的心，依然热心求法，这真是使人感动与安慰！

1984年与1985年间，上人召集几位略懂敲打法器或有兴趣唱念的信徒或学生，在福泉寺开始教学简单、基本的梵呗，以备日后举行共修法会、庆祝佛菩萨圣诞等法会及往生结缘时的需要，这是后
来本会法器组的由来。多年以来，法器组的人事多变，都各有自己的因缘，但他们对于本会的贡献不小；对本会信众的信心培养，佛法薰修，其功德不容忽视。

1984年，上人已深切的领悟到，要从事佛学教育是一条漫长又艰辛的道路，更是庄严神圣的使命，必须要有一个永久性的场地开展才行，于是集合10位学生与信徒向政府申请成立“正信佛学会”，但因为受到第一届慧严华文佛学班李姓学生的威胁与破坏，这个申请最终胎死腹中。往事如尘烟，不需回味，而上人却从中得到无法忘记的经验，也首次了解到前来求法或上佛学班学生的复杂性。1985年是最难忘的年度，上人再招集10位学生与信徒向政府申请成立“慧严佛学会”，同年12月得到政府当局的批准，也因此确定每年的12月的第二星期天为成立本会的周年纪念日。慧严是智慧庄严的意思，即表示佛弟子应该依智慧的引导做人、修行。本会同时租用劳明达街的百泉大厦第三层楼的一个小单位，做为本会活动的场所，此地面积大约1,000平方尺，属于商业大厦，租金每月1500新元。本会立志弘扬人间佛教，推广正信的佛法，恰与流传已久的传统佛教不太相同，由于真诚护法的居士不多，因此经济来源并不充足，而要维持日益高涨的运作支出实在不容易，但幸赖少数正信佛教徒的虔诚护法，才能够平稳的发展。

发扬佛教精神 提高佛法教育
成立慧严佛学会的目的是弘法利生，续佛慧命，上人为此确立了本会的两大宗旨：发扬佛教的精神，以便提高道德教育；护持与培养本会所批准的出家众。为了本会能长久平稳的运作下去，首先成立“建筑基金”以便日后能购买一个属于本会的永久性会所。发心弘法兴教，除了组织制度以外，还要有一批僧才从事弘法利生的事业，那就要依高深的教育培养僧尼，护持生活所需与医药照顾，因此成立了“培护僧宝基金”。另一项就是“护法基金”。为了复兴佛教，为了利益众生，慧严佛学会共成立了三大基金，以此应付所需。虽然后来事与愿违，但上人也从中深刻的体悟到人心的变化无常，自觉以前的想法太简单又过于理想了，往事不堪回首，而当初的悲愿也确实如此。

总结两届佛学班的教学经验，慧严佛学会确立了全面而有系统的佛学课程，修学课程为期四年，即：启蒙佛学班一年；然后分初级佛学班，中级佛学班，高级佛学班各一年。启蒙佛学班教授佛法的基本
知识与入门，后三级的佛学班依次教导人天乘佛法、小乘佛法与大乘佛法。除了教学时一再强调解行并重，要把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以外，本会后来又在每星期天举办共修法会，希望信众能重视实修，培养宗教情操，并鼓励学生与信徒尽量做护法义工多多修福。本会以人间佛教引导信
众由解而行，以致解行并重，借着多闻了解真正的佛法，养成正知正见，最终成为正信的佛教徒，也惟有正信的佛弟子才能不辜负佛恩，以出世入世的精神服务社会，贡献人群。